这天早上,关中瑜刚到学校,就接到县委组织部的通知,请他快速到县里去。但是去县里之前,他要请徐逸锦一起去,因为他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找一个懂英语的人。
可是,关中瑜根本不知道昨天发生在徐逸锦身上的磨难。当神情恍惚的徐逸锦软弱无力地出现在她眼前时,他大吃了一惊!
徐逸锦没有多说什么,一路上,徐逸锦脸色惨白。终于,在车上,她那撑不住的脑袋靠在了关中瑜的肩膀上,昏睡了过去。关中瑜只感觉一缕极细的鼻息轻拂他的耳根,气若幽兰。他只知道靠在她肩头的女人太累了,却没有深切地明白她太苦了。那一刻,他一动也不敢动,他只感觉到自己如此心疼,很想让这个比他大几岁的女子靠着他好好歇一歇。
到了县里,关中瑜没有马上到县委去,而是带着徐逸锦先去了农业局林科所。因为这一年,嘉宁县的优良金桔品种“罗浮桔”受到了国外友人的大力称赞,东瓯市打算委托省里将“罗浮桔”的种子出口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几个国家,需要有人将说明书翻译成英语。县里分管农业的领导想到关中瑜这个名牌大学生,关中瑜笑着说:“这个我真不在行,我给你们请一个好手来!”
关中瑜将徐逸锦留在了农业局做翻译说明书的工作,自己则匆匆往县委去。
关中瑜到了县委大院里,只见霞枫村的王大路队长,此刻,王队长已是嘉宁县县委副书记。一见关中瑜,王书记就笑盈盈地递给关中瑜一杯热茶,说:“你小子,总那么有朝气,快坐!”
王书记虽然已是县里的副书记,但是,工作的重心一直是关心嘉宁县里农民的吃饭问题。1956年,中国农村正处在合作化运动高潮。这一年,王书记天天泡在田间地头,其中很多工作得到了关中瑜的大力支持,随着农村工作的越来越深入,王书记身边急需像关中瑜这样的年轻人,于是,那一天喝了王书记一杯热茶后,关中瑜成为了县委一名秘书科长。他未曾料想到,王书记将带领他和嘉宁县的干部群众,做了一件震憾全国的创举,这个创举被记载为中国农村全面改革的源头之一——开天辟地在中国提出了“包产到户”。
自从霞枫村成立农业合作社之后,关中瑜已经好几次向王书记提出过自己的一些困惑,比如社员吃的是大锅饭,出勤不出力,只讲报酬,不讲收益,社员的生活水平不能提高,好多农户无法解决温饱问题。
王书记当然看到了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于是,开始由关中瑜具体牵头,在霞枫村组织一个“星火社”做试验探索。
当王书记到霞枫村第一次为“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劳动原则开大会的时候,村民们炸开锅了。长人伯一拍大腿说:“原来你们心理和眼里都看得明的呀。这段时间累死胆小的,闲死胆大的,笑死不干的。你们看看现在队里上工的样子:早上排排队,回头烟妹妹(吸香烟),晚上开开会,干起活来一大片,走起路来一长串。这样大呼隆,别说增产增收,就是老本也难保。这个‘包产到户’太好了,早该这么干了!”
那一次大会,霞枫公社就按劳力与人口进行分承包地,长人伯分到了三亩地,石小筑一家分到了五亩地。还具体规定村里实行“三包制度”,即包肥肥料、包工工资、包产产量。缴给村里一年一千斤产量后,多出来的按比例私人拥有。
王副书记像以前在村里当队长那样,衬衫披在汗衫外,一只手插在腰间,一只手不断地边讲边舞。但是,村民们发现王队长有一个惊人的变化,那就是他讲话再也不用翻译了,只是那硬学学会的楠枫话夹杂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让人听起来就想笑。
村干部在认真地按户分地,忽然,长人伯提出来:“阿木家的那几个孤儿寡母也要分田给他们吧!”
张连福一听,立马跳了起来:“什么,要将大队的土地分给地主婆和地主囡?还分给地主仔?旧社会我们受地主剥削,现在要分地给他们?绝对不行!”
小牧童季小满一听,抢着说:“你胡说,徐若空和木醒初不是地主,他们的成分是学生!学生不剥削人!”
站在一旁的关雪桐很严肃地制止了小牧童:“小孩子懂什么,轮不到你说话!”
但是,小牧童的姆妈“煮吃嫂”扶着小牧童的肩头说:“关主任,细碎儿(小孩)是不懂,但我是大人,我想说两句:金姨娘和逸锦先生是从地主家出来的,但是那个苦命的阿木是农民吧。阿木走了后,她们一直是靠自己劳动过日子,咱有见过她们母子剥削人了吗?”
下面的小媳妇和媛子儿齐声道“没有~”
在一旁一直不说话的关中翰一看,也把话题接过来:“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不是将鬼变成人吗?那就要分田给他们,将他们变成人!”
王副书记一听,大手一挥称赞道:“讲得好!”
于是,徐逸锦和金姨娘第一次分到了新社会的土地,由于孩子们太小,因此,只是分给他们很小的一块地,但是,王书记又说:“县里在霞枫社开展了‘包产到户’的试验探索,就是按照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一边抓生产,一边还可以搞副业。”
大家很好奇:可以搞什么副业呀?
王队长将插在腰间的一只手,换成了另一手插到另一边的腰间,说:“这副业可不能乱搞,也是劳动。大家在生产队里集体劳动外,如果还有力气,就再用自已劳动力去赚点钱。副业有二种,一种生产队里集体安排,这样赚的钱需要交部份给队里的;另一种属你们社员个人的,也是多劳多得。 ”
王副书记接着说:“都是大家自己用劳力兑辛苦钱。比如乡亲们可以去‘担箬竹’,还不是劳力兑伙食吗?”
石小筑说:“对对,我就担过‘箬竹’。那可是相当辛苦的事,张溪担到抱岙20里路程,担工每100斤2元钱。”
小牧童睁大了眼睛,听大人们激动地讲话,他不知道,此刻,这个小小的村庄里的 “分田到户”和“包产到户”,正是解放后中国农村全面改革的源头之一,这大胆的改革正如星火一般,在中国大地上燎原。
霞枫高级社将全社5482亩水田和130亩园地的田间作业、工种工分和计划发包的产量,全部落实到788个有劳动底分的劳动者身上,做到土地丘丘有主,产量人人有责,从根本上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星火社”的这个经验很快形成“燎原”之势,到1957年,东瓯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有1000多个,1957年4月,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丰收季节来了,耕种面积扩大8%,星火社85%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单季春粮就增产了40%。一时间,霞枫公社社员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一边抓生产一边搞副业,不到一年,粮食大增产,经济效益大大提高,整个村子被一种劳动的热情和丰收喜气笼罩着。
徐逸锦和金姨娘做梦也没有想到,“包产”居然也到了她们这一户,只是由于她们劳动力太小,孩子都未成年,因此,允许她们搞一点副业,收入抵粮食,交到生产队去。
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热情和氛围戛然而止。
有一天,关雪桐拿着一张《浙南大众报》又召集了霞枫公社的社会开大会,会上说,上头认为“包产到户”是“倒退的做法”,已经向《人民日报》投诉了,北京方面都知道了。
果然,很快,社员们就接到了停止试验包产到户的通知。但在这特殊的10个月中,霞枫公社的社员们见到了中央的领导。那是据说因为嘉宁县的“包产到户”已经在中央引起高度重视,党中央开展了是与非的大辩论。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杜主任带队到嘉宁县调研,调研后的杜主任书因支持“包工包产”受到批评,被解除职务,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1981年复出后,这位杜主任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首次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农业战线上这场延续25年之久的大辩论至此告一段落。
当然霞枫公社的长人伯他们不知道,此后一直到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也推行大包干制度,霞枫公社的“星火社”作为先驱,比安徽凤阳早了整整22年!
四十年后,《人民日报》高度评价当年那场震憾全国的创举:“这在我们国家是第一次,比人所皆知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改革早了20多年,因此许多人将嘉宁县的‘霞枫’当作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